泪中的怀念
刘思齐
岸英走了,走了整整半个世纪。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,我度过了无数个满浸着思念、等待、焦虑、恐惧、悲痛甚至绝望的日日夜夜。而它们几乎都伴随着眼泪。 1950年的11月25日,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。这一天,美帝向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大榆洞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,炸中了岸英所在的作战室。在熊熊烈火中,岸英走了,驾着一朵燃烧的金红色的火云,冲破火网,冉冉地升入了蓝天。 岸英走了,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,没有一个人通知我,我还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。我思念着他,等待着他。我想象着他回来时将怎样欢迎他,想象着我们将像以往一样在星期六一起去看望父亲、一起去逛北海、一起去看电影、一起在东四牌楼下漫步回家,想象着他又会同他的弟弟在我们那小小的卧室里下棋下到天亮,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,争得面红耳赤……但是这一切都是梦,是我清醒时做的梦。 可说是白日做的梦,却又不是梦,因为那都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,是我对幸福时日的思念。记得我和岸英相约:每个星期六的傍晚,我们在中南海新华门相会,然后携手沿着南海漫步向丰泽园走去,因为父亲喜欢看到我们双双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每当这时他总是喜笑颜开,然后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在饭桌上,父亲谈笑风生,天南海北,谈古论今,经常拿着我和岸英开玩笑。记得有一次岸英开玩笑,说父亲“小气”,说我们结婚时父亲只送了一件蓝大衣,害得我和他争来抢去。父亲指着岸英说:“你把我的干女儿抢去做老婆还不够,还想从我这里再发笔洋财!”说完看见岸英“理屈词穷”的模样,哈哈地笑得说不出话来。只要岸英在北京,每个星期我们都同岸青和他的妹妹一起,陪着父亲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。这也许是父亲一周来唯一的休息。 当父亲又埋头到他的文件堆中后,我和岸英多半是去紫光阁看电影。然后我们就回家,回到我们位于朝内大街的那个小小的家。岸英喜欢东四牌楼,他说那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建筑,我们经常在东四下车,傍着牌楼站一会儿,然后在习习的晚风中漫步回家,到家时已是深夜了,有时甚至是凌晨一两点。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弟多次同我们一起回去,这时岸英便张罗着将岸青安置在李克农同志的会客室。每逢这种时候,岸青总是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来敲门,岸英便睡眼惺忪地陪着弟弟找个地方下棋去。他俩棋艺相当,在棋盘上谁也不让谁。不过弟弟还多一个本事,那就是只能自己悔棋不准别人悔棋。岸英对弟弟的照顾和爱护让人看了不能不感动。我和岸英结婚一年,但是我们在电影院只看过两场电影:《三毛流浪记》和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我记得很清楚,看《三毛流浪记》时他非常激动,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电影结束了,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。我推了推他说:“该走了,影院都快空了。”他抬起头望着我说:“思齐,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,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,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。”回家的路上他却又不做声了,一路上默默地走着。我知道他的心又回到他在上海流浪的那些日日夜夜中去了,我没有打搅他。这以后,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。我深深地感到他对在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。长沙解放后,他在写给舅舅杨开智和外婆的第一封信中还提到:“在上海六年的流浪生活不堪回首。”…… 我不停地做着梦,做着清醒时的梦,甜蜜的、幸福的梦。在梦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危险,从来没有梦到过不幸,更没有在梦中将岸英和战争、和牺牲联系在一起。我如此糊涂,只不过是岸英临走前告诉我:“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,交通不便呢!”对我这无疑是颗定心丸,它使我浑浑噩噩地过了近三年! 1950年9月30日夜,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,在举国准备欢庆建国后第一个国庆的前夜,我被急匆匆地推进了手术室。第二天下午,也就是国庆节的下午,岸英参加完活动赶到医院来看我,他说,30日晚上他参加宴请苏联大使的宴会去了。他为我手术时他不在我身边而道歉。10月2日下午他又来了一次,从此一连十多天就没有了踪影,我知道他忙。10月14日晚上九点多,我已经休息了,他突然来了,告诉我他外出了一次,并且第二天又要出差。他在我的病床前坐了两个多小时,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了才恋恋不舍地别我而去。 在我的床前,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:“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你都要坚持完成你的学业。”“每个星期你都要去看望爸爸,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。”“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,交通不便呢!”“你多多照顾岸青。”他说,“对你我是放心的,因为你妈妈会照顾你的。”我深深地感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岸青。那天临走时他说还要去我母亲那里。后来我母亲告诉我,他一直在她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多。 夜深了,他走了,我穿上医院的长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楼的入口处。秋夜的风已经是冷飕飕的了。他劝我回病房,我坚持要目送他走出医院的大门。他拗不过我,无奈而留恋地向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过身来,向着我深深地、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,当时我吃惊得呆住了。他慢慢地伸直腰,倒退了几步,几次欲言又止,两眼痴痴地望了我一会儿,然后急切地转过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门,再也没有回头。 我呆呆地、呆呆地站在楼门口……我怎能想到,这竟是我们的永诀。 那晚,他始终未提到他要去的是炮火连天、硝烟弥漫的朝鲜,他只是在交谈中像偶尔提及似地问我:“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?”我当时一怔,但却未把战争和他的出差联系起来,我傻傻地说:“知道,不是正在打仗吗?”他马上转移了话题。他就这样走了,离开我到朝鲜去了。四十天后,他便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,永远永远地走了。 他走后,给我来过一封信,信中再三询问我的健康情况,对我们婚后他未能与我在一起多呆些时间,未能多照顾我而满怀歉意。但年轻的我却未能理解他,我只是把这封信,这封他在离开人世前,在炮火硝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,这封可以说是他的遗书的信,当做一封普通的家书,就这样随意放在上衣的口袋中揉烂了。此后,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信,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,我等着盼着,这时他给我吃的定心丸起作用了:“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,交通不便呢!”于是,我那颗烦躁的心便安静下来。又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,我仍等待着,盼望着。1952年的一天,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侯波同志给了我一张照片,照片上赫然是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微笑着的岸英,那么英俊,那么威武! 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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