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文章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、用典丰富
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,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,先背一车经典,宝贝入库,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。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、新旧之交,是受过这种训练的。他自述其学问,从孔夫子、梁启超到拿破仑,什么都读。作为党的领袖,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。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,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,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这是一种真本事、大本事,需要革命理论、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,缺一不可。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,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。在毛泽东的书中,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。这有三种情况。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,证目前之理。比如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引司马迁的话: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”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还轻。这是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,作为领袖,除表示哀悼之外,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。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,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。你看,司马公有言,自古如此,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。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,更广为流传。忠、孝、仁、义,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: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,孝于大多数人民,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。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,叫做仁;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,叫义。对农民的土地问题、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,就是真正的行仁义。(《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》)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,能借力发力,翻新经典为己所用,既弘扬了民族文化,又普及了经典知识。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,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。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,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。所以,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,以典证理,成了他常用的方法。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,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,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。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,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,而且讲了一个《愚公移山》的寓言故事,真是一典扛千斤。他将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、军事教材来用,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。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,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:谁人不知,两个拳师放对,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,而蠢人则其势汹汹,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,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。《水浒传》上的洪教头,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,连唤几个“来”“来”“来”,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,一脚踢翻了洪教头。孙悟空在他笔下,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,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;一会儿比作敌人,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。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,他还从唐僧的坚定、八戒的吃苦、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、新四军的“三大作风”。这样重要的命题,这样大的方针,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,从容化出。所以,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,欢声笑语,毫无枯涩感。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,把实践融进了理论。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,随手拿来一典,妙趣横生。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中,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:“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,使得他‘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’,没有什么事做了,只好挟起皮包走路。”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《陈情表》里的句子。司徒雷登那个孤立、无奈、可怜的样子,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。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,绝不卖弄,不故作高深地“吊书袋”。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,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。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《回乡偶书》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,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。毛泽东为此翻了《旧唐书》、《全唐诗话》,然后给刘少奇同志写信说: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,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。所以不可以“少小离家”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。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,总觉不甚妥当。请你再考一考,可能你是对的,我的想法不对。睡不着觉,偶触及此事,故写了这些,以供参考。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: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,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,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。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,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;只读自然科学不行,要读社会科学,读历史,读哲学。因为领导一个集团、一场斗争、一个时代,靠的是战略思维、历史案例、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。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,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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