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领风骚——诗人毛泽东
天落狂飙
(上接第849期)
写完《广昌路上》不久,中央红军进入全盛时期。在赣南汇集在一起的红军第四、五、六军,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。红四军奉命由藤田地区经水南,准备先夺取吉水。1930年6月,以朱德为军团长、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,下辖四个军、近一万名官兵;两个月后,以朱德为总司令、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,下辖两个军团、近四万名官兵,战将如云。这时候,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,扩展到几十个县境。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。这期间,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开始盲目乐观起来。他们指示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,让朱德、毛泽东率领一军团去打南昌,让彭德怀、滕代远的三军团打长沙,然后,同贺龙的二军团、徐向前的四军团一起围攻武汉。中央把这个战略豪迈地称为“饮马长江、会师武汉”,不少人高兴地说,革命的高潮来临了。毛泽东却有不同的意见,但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,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去攻打南昌。 1930年7月间,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,他们从福建长汀出发了。骄阳之下,毛泽东策马而行。闷热的天气,炽热的胸怀,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。但眼前是几万红军前行的壮景,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,不管结果如何,毕竟是让人振奋、令人激动的。作为统帅和诗人,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、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。正是在从长汀到南昌的途中,他不禁吟咏起来: 六月天兵征腐恶,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。赣水那边红一角,偏师借重黄公略。 百万工农齐踊跃,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。国际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。 这首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写的还是进军,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。诗人把中央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,其意向、其比喻、其气势,更有了一种震撼力。“鲲鹏”是神话传说中的大鸟,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。毛泽东却一反常例,用它比喻敌人,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。这也是征腐恶的“天兵”气势的自然延伸。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中,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只有两人。一个是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,一个是“偏师借重”的黄公略。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,他曾领导开辟了湘赣根据地,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。所以,毛泽东在诗中称赞,“赣水那边红一角”。一年后,黄公略在行军途中牺牲了。 “国际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”,诗中这突兀起意的两句,化自杜甫的“呜呼一歌兮歌已哀,悲风为我从天来”。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,但于慷慨激昂之中仍见悲怆。对攻南昌、打长沙,毛泽东自有看法。这难言的隐忧情愫,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。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《国际歌》,伴随这特殊的歌声,突然暴风从天而降,弥漫四周,仿佛昭示人们,这将是一场惊天地、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。诗人的心情,突然从“席卷”“直捣”的豪迈转向了沉郁、悲怆。 出色的革命家,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制的想象和激情。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,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;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,引导他们踏着困难的荆棘奋进。然而,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,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,烧了别人,也毁了自己。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乏其例。打仗,毕竟比不得作诗。 红一军团于7月30日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。守敌果然太强,明显打不下来。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: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,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,然后便撤走了部队。 这就是毛泽东,既有诗人的想象与激情,又有政治家的深谋和沉稳。 (本节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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